2002年的时候，那几年，我们还为全国能不能完成一万亿贷款规模而发愁，到2002年8月份突然之间起来了。就那个形势，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讲这个就是冷的时候也有，热的时候也有，但物价不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理论本身是矛盾的，和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也是不吻合的，但恰恰是今天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在全球化的形势背景下，从过去的半年多来看，我们物价上升过快的自始至终，有国外石油的因素、矿产品的因素等，也有国内个别的因素，比如关于猪肉，确实有个别的供给的暂时因素，猪肉价在2008年的下半年肯定会见好。也有劳动力成本的因素、土地成本的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在担心经济下滑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同样会推动物价上涨。
　　
　　就是在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可能中国经济会往下走，和过去相比，往下走的过程中，物价没有往下走，因为我们的物价很多是外部影响，所以我们的物价可能还要往上走，跟过去不一样。而且有些部分的调价，本身是市场化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比如说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土地问题，我们经常说，有的定价是不合理的，有些还是管制的，应该体现市场要素的需求，本身这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这是从物价角度说。
　　
　　如果我们从担心经济下滑过快的角度说，我们同样有国际因素，前面讲了美国经济衰退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机构调整因素。我在年初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看到不确定性因素中，有美国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也有我们自己从去年年底以来，为了改变收支平衡，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国务院领导下，推出的一系列调整政策。随便说一下，比如说出口退税政策，比如说加工贸易政策，比如说房地产政策，比如说环保节能减排政策，对经济都会发生影响。其中，很多的国内机构调整，同样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大家都在议论都要求政府在有关政策方面应该对高消耗、高污染的进行限制，不能是我们赚一些美元，而把污染留在中国，把资源提前消耗。我们现在调整这个政策，包括出口退税，我们调整政策其结果必然对经济往下走有一定的影响，对投资也好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如果当前的物价上涨，前面讲了世界大背景，很难抑制。这些因素，加上结构调整的因素，同样也在推动物价上升。所以，如何处理好当前物价不要上升过快，经济防止大起大落，情况非常复杂，确实对中国政府的决策是一个挑战。
　　
　　第三个我想讲讲决策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第一，我们一定要把物价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政府提出4.8%，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提法一定要把物价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至于是4.8%、5%、7%、8%，我个人认为，在今天没有绝对的标准。为什么这么说？既然大家都认为在全球物价上涨的背景之下，物价上升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关键就是要看在一定的物价水平下，中国政府能不能保证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基本不下降，因为有些物价上升的因素，很难被我们的政策所左右，我们调控不了。既然调控不了，硬要调控的话，怎么形成物价管制、货币平均收支，货币平均收支就会影响就业。我们要稳定社会，关键是要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不要下降，这是我们当前调控物价应该掌握的度。也就是说，我的潜台词的意思是“如果物价超过了4.8%，到了5%、到了6%，但是我们的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安排得很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好，到了6%，我们又怕什么呢？”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控制物价，但是要把物价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这是讲物价。
　　
　　第二，我们决策的出发点。我们一定要基本保证经济仍然是相对高速的增长，至于说9.5%、10%，那是另外的事情。在目前的背景之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每年有1000万的新增就业压力，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之下，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仍然是经济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必须要考虑到就业。所以我们不怕经济增长适当往下走，这本来就是我们调控的目标，我们不希望每年弦绷得那么紧，每年11.9%，某些意义上适当减缓增长速度，本身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度，就是要尽可能满足一定的就业率。所以我老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作为政府决策、作为总理决策，必须要平衡各种关系。
　　
　　决策的第三点，既然前面讲了国内国外各种因素非常复杂，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不是讲政府，我确确实实认为我们要坚持运用中国30年的经验，是什么？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国经验的总旋律。我们要组合政策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单纯的一个理论主张，或者单纯的一项政策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矛盾。比如说物价上涨，按照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抽紧银根。当然在中国抽紧银根行吗？不是那么简单。又比如说，我们要防止经济下滑，从理论上说，就是降息、放松银根，现在看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还要防止流动性过多，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防止流动性过多，意味着市场流动性已经很多在这个背景下，你防止经济下滑，你再投资金，国外的教训很多，在本地生存的压力之下，在本地生存的期间，最害怕的是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当然，今天的股市就另当别论了。
　　
　　第四个问题，根据这个决策依据为出发点，我们当前如何用好一些组合的政策？第一，我们要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加快结构调整，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解决内需的矛盾是我们长期的目标，节能减排也好、贸易增长也好、房地产调控也好以及公共财政政策大力推行各种新的政策，促进消费等等，这些都是长期努力的方向。但是去年以来，我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直接或间接对出口、对投资、对增长都会有影响。比如说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的出台，自然对出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比如说节能减排、土地政策出来，自然对投资政策会有一定的抑制。又比如说QD、QF以及外汇管理政策，包括最近对外资银行引进外国债券到外投资等等这些政策的调整，都是为了平衡当前的经济稳定增长，都是为了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需要。不要使得国际政策失衡更加严重。
　　
　　我想说的，去年推出这一系列政策，它之后的效应将越来越集中的反应在2008年。这些政策累积效应、聚集效应更多的是在2008年慢慢体现、集中体现，而这样一种体现的时机，我们又正好面对了外面的经济衰退，又要影响到我们的增长。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正确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政府有关文件讲到：我们要正确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什么叫力度？我个人认为，恰恰要注意好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背景情况。我们有的部门定政策的时候，有时候光注意外面的因素，有时候光看到了国内的因素。我们要把握好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发生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这是我们调控的难度，怎么把握？关键是要算账。具体一项一项政策的效应，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算账，要研究。否则的话，各部门政策的效应，有的是同一方向，有的是互相顶撞的方向。
　　
　　关于第二点，汇率的政策。适度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是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确保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毫无疑问，是需要。但是，在昨天、前天人民币汇率破7的背景下，1美元兑人民币已经破7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短期内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压力之下，在短期内汇率上升对抑制物价上升作用有限的背景之下，我不展开说了，报纸上、媒体上、专业学术界很多专家进行分析研究，对抑制物价有没有作用？不要过分扩大它的作用。有作用，但更多的是长期作用，短期作用比较慢。所以在短期内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压力之下，在短期内汇率上升对抑制物价上升作用有限的背景下，我们汇率的调整，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一定的汇率幅度调整之后，尽可能按一揽子货币要求，相对稳定汇率水平。该调则调，调成以后，尽可能按照一揽子汇率水平，给市场、给生产者以一定的汇率预期。现在很多出口企业、很多贸易企业，有的干脆把结算由一个月改为两周。所以我们应该尽快经过一定的调整以后，按照一揽子要求稳定汇率水平，从而稳定生产。
　　
　　我们调整的重点或者调整的策略是什么？我认为是要稳定汇率的预期，我们调整的目的是把市场预期稳下来，而不是按照市场预期来调整汇率。我们有关部门要影响市场预期，而不是有关部门受市场预期的影响考虑应该怎么办。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给市场以明确的、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信号。而不是基本按照市场预期想象的汇率上升空间，有的说6.5%，有的说6.3%，市场上来回都在说。我们不是按照市场预期想象的汇率空间和上升的频率与幅度来调整我们的汇率，因为报纸上这方面消息太多了，我相信这会间接影响我们决策层的思维，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的从中国需求出发，我们要影响市场预期，而不是市场要影响我们。应该结合我们去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释放的效应，来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水平。什么意思？我们很多结构调整政策，最后它的效益充分发挥，它的贸易顺差减下来，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减少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考虑人民币升值水平，我们是从金融领域、金融业务的角度考虑，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考虑。另一方面，金融决算部门，一定要算、看到政府国务院其它有关部门在去年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助推作用，算账了没有？要考虑它的系统效应。
　　
　　应该预期关注中期内美元趋势拐点可能出现的时间，最近的时间内美元可能还要往下跌。但是大家应该看到，全球最大的经济经是美国，美国的问题肯定会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解决前采取什么政策？对全球有什么影响？解决的时间，可能在什么时候出现？我说的美元趋势拐点可能出现的时间，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长时间出现的顺差。人民币升值相对稳定，我们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注意美元贬值拐点的时间，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出现的差距，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这是讲的关于汇率政策问题。